許多翻譯理論不過是瞎子摸象似的爭議

發布時間:2020-02-17 11:10????作者:江蘇翻譯小編
翻譯是進行跨文化溝通的重要途徑。唐代賈公彥認為:“譯即易,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。”漢唐以來,移譯經文,蔚為大觀。經過千年的浸潤,古代翻譯的外國典籍已經成為我國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。自近代嚴復在《〈天演論〉譯例言》中提出“譯事三難:信、達、雅”以來,這一直是很多譯者追求的境界。

從古代佛典到近現代西方文學、理論的譯介,都對中國文化尤其是文學創作帶來了重大的影響。對我國很多讀者來說,外國作品因為中譯本的存在才得以“誕生”。直接閱讀外語原文,作家會對文學作品的思想和技巧有更直觀的認識,很多作家本身就是翻譯家,波德萊爾用法語翻譯愛倫坡的詩歌、略薩用英語翻譯馬爾克斯的《百年孤獨》、村上春樹用日語翻譯菲茨杰拉德的《了不起的蓋茨比》、老舍幫助英國翻譯家艾支頓用英語翻譯《金瓶梅》等。但在中國作家普遍外語欠佳、難以閱讀原著的大背景下,翻譯作品發揮了巨大作用。就中國現當代作家來說,從語言到創作方法都或多或少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,當作家筆下出現歐化的表達,就可以知道,如果譯者沒把信息消化好,作家就更沒法接收隔層的信息了,甚至作家就是受譯者而非外國作家的影響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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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不同語種中,很多文學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不同的,這就對譯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傅雷說:“譯事雖近舌人,要以藝術修養為根本:無敏感之心靈,無熱烈之同情,無適當之鑒賞能力,無相當之社會經驗,無充分之常識(即所謂雜學),勢難徹底理解原作。即或理解,亦未必深切領悟。”譯者選擇翻譯哪本書的原因不一,除了時勢使然,情懷也很重要,只為稻粱謀則不足取。走馬燈一樣用幾十年走過別的國家上百年走過的文學創作歷程,很容易搞錯文化邏輯,產生接受的錯位。
 
文學翻譯再創造的空間很大,原汁原味的翻譯只是一種翻譯的理想狀態,是直譯好還是意譯好,一直存在爭論。塞萬提斯在《堂吉訶德》中說:“譯詩的人都犯這個毛病,不論你有多大本事,下多深功夫,總是弄不出人家土生土長的那股味道。”并進一步指出:“我覺得除了希臘、拉丁這兩種古典雅言,其他任何兩種語言之間的互譯,都好比是反面觀賞弗蘭德斯掛毯,圖案倒是都能看見,可是被亂七八糟的線頭弄得模糊不清,不像正面那么平整光滑。”魯迅先生在動筆翻譯《死魂靈》之前,認為需要解決的問題是“竭力使它歸化,還是盡量保存洋氣”的選擇。他說:“凡是翻譯,必須兼顧著兩面,一當然力求其易解,一則保存著原作的風姿,但這保存,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:看不慣了。”
 
當譯者從同義詞中選擇用哪個詞的時候,就已經進入創作的心境。錢鐘書甚至說:“寧可讀林紓的譯文,不樂意讀哈葛德的原文……原文滯重粗濫,對話更呆板……”但文風的改變,難道不也是一種背叛嗎?哪怕比原作更光鮮亮麗了許多。所以蕭乾才提出:“‘得體’是翻譯的最高標準,譯文除忠實和流暢外,還要得體。‘得體’就是指譯文在文體風格上與原作非常接近。”一般來說,翻譯是要避免使用成語的,思維定式會消解詩句的意境,有譯者把詩人奧登的“Returns to this life of sheep and hay”翻譯成“返回了這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生活”,就并不尊重原文。不同的詩體有不同的格律要求,但為了先把大部分信息傳遞過來,翻譯界就有了用散文體翻譯詩歌的現象,例如楊憲益翻譯的《奧德修紀》、王維克和田德望各自翻譯的《神曲》、朱生豪和梁實秋各自翻譯的《莎士比亞全集》、綠原翻譯的《浮士德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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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譯的基本信息比較好處理,但審美部分很難傳達。在梁啟超看來譯書有兩個弊端:“一曰徇華文而失西義,二曰徇西文而梗華讀。”他認為:“譯文家言者,宜勿徒求諸字句之間,惟以不失其精神為第一義。”林語堂也認為:“句譯是對的,字譯是不對的。”美國詩人龐德對意象的關注讓他放棄了很多東西,他抓住中國古詩中的零星細節和意象來進行的翻譯,是一種翻譯和創作結合的方式,在很多人看來他的譯作就是一首首新寫的詩歌。雖然余光中注重“再創造”,但他對龐德的做法并不滿意,余光中甚至稱龐德的翻譯是“剽竊的創造”。余光中認為:“真有靈感的譯文,像投胎重生的靈魂一般,令人覺得是一種‘再創造’。直譯,甚至硬譯、死譯,充其量只能成為剝制的標本……徒有形貌,沒有飛翔。”

《全晉文》載《首楞嚴后記》有云:“飾近俗,質近道;文質兼,唯圣有之耳。”翻譯是一項“遺憾”的事業,譯作做不到盡善盡美,翻譯過程中還會出現信息失真甚至誤譯的問題,人們要正視溝通的彎路,也要看到很多負責任的譯者會在再版時修訂譯文。1993年,由蕭天佑翻譯的卡爾維諾的小說《寒冬夜行人》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,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仍用此譯名,但在譯林出版社的2012年版中更名為《如果在冬夜,一個旅人》,這是一個跟原版更接近的翻譯方法,更接近卡爾維諾那種“未完成”的創作本意。如果通過直譯無法理解原作的文化背景怎么辦?作家納博科夫主張通過注釋傳遞更多文化背景信息,他認為:“最糟糕的直譯比最漂亮的意譯有用一千倍。”他翻譯的英文版《葉甫蓋尼·奧涅金》中,普希金的原作僅占一小部分,大部分內容是納博科夫的注釋,這也激發了他創作小說《微暗的火》的靈感。《微暗的火》第一部分是一首999行的長詩,第二部分則是這本書的主體——海量注釋,讀者通過注釋才能把小說中講述的故事拼湊出來。
 
如今中外人文交流日益深入,隨著時間的推移,翻譯界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也會變化,例如魯迅曾在《風馬牛》一文中批評趙景深把“銀河”(the Milky Way)翻譯成“牛奶路”,但當代學者謝天振則認為,這傳達出了原作的文化意象,應給予肯定。通過翻譯能把不同文化的根脈伸展到遠方,這條走過千年的路日趨寬廣,能容納更多的人,也將容納更多的理解。

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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